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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的意义:垃圾分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进行垃圾分类收集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和处理设备,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具有社会、经济、生态三方面的效益。垃圾分类后被送到工厂而不是填埋场,既省下了土地,又避免了填埋或焚烧所产生的污染,还可以变废为宝。这场人与垃圾的战役中,人们把垃圾从敌人变成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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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青少年抑郁症调查报告:隐秘在角落的痛

  今年9月份,云南省某医科大学的大四学生肖婷(化名)主动来到昆明市中医医院心理科,做了一名志愿者。每周六早上,她会帮着叫号、陪聊、做测评。

  而在9月份之前,她还是一名抑郁症患者,沉浸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苦苦挣扎。

  

 

  妈妈,我真的病了

  小艾(化名)在昆明一所重点中学读高一,学校每月考试都会排名。最近,她从进校时的年级300名跌出了1000名。身体上也开始出现不适,头痛、发烧、腹痛。父母带她做了全面检查,都看不出所以然。

  两年前,读六年级的小强(化名),告诉妈妈:学校做了心理测试,结果显示自己得了抑郁症。小强妈妈根本不相信,孩子整天能睡能吃没有任何异常,怎么可能得抑郁症呢?随后,小强经常以身体不舒服为由不去上学,一会儿说胸闷,一会儿说头疼。妈妈也带着他到医院做了各项检查,均显示无异常。

  最终,两位家长的疑惑和焦虑在医院精神科找到了答案。小艾和小强单独进行了心理量表测查,包含抑郁、焦虑、睡眠以及其他90项清单。通过自评和他评,填写问卷,询问家长,必要时还会打电话给老师,两个孩子被确诊为中度抑郁。

  “孩子交流一直很正常,以前觉得他是在装,为不想上学找借口。没想到,孩子真的病了。”小强妈妈说。

  

 

  杨建中是精神医学博士,曾任职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2014年来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开设精神科门诊,从事青少年抑郁症治疗与研究已经10多年。

  他曾为一名中学生开具了重度抑郁的诊断书,父亲情绪激动:“你凭什么说我儿子得了抑郁症?”杨建中博士耐心地一条一条解释依据后,孩子哭了,冲父亲大喊:“我和你们说过我不是矫情,我生病了,你们不信,现在医生说了,你们还是不信,到底要怎么样你们才肯相信?”

  杨建中认为,目前青少年抑郁症最大的阻力之一来自家长的病耻感,大部分人不愿意承认孩子生病了。

  “如果能重来一次……”小强妈妈好几次这样说,她最后悔的是之前对儿子患病的事实选择了不理解和逃避。她不知道孩子经常头疼、心慌,其实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被忽视的痛苦

  抑郁症是一种情绪问题的脑疾病,会伴有身体某一部位或多个部位的持续疼痛、不舒服,这在医学上称作"躯体化症状"。这类症状常常是青少年抑郁症的早期表现。

  

 

  在昆明市中医医院,心理门诊已经开设了26年。每周三和周六,该科室的创立者宋慰春都会坐诊,“那些高敏感、高智商、高纯度的孩子更容易得抑郁症。”宋慰春教授会为来访者进行个人气质方面的评估,他发现,抑郁质的人更敏感易挫,更容易钻牛角尖。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精神科门诊中,13-18岁的青少年和55岁以上的老人居多。其中,青少年占到了70%,最小的孩子只有9岁。

  杨建中认为,抑郁症的病因是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确切原因和个人性格、气质相关,也和一些生物学原因有关联。对青少年而言,学业压力、家庭矛盾、关系处理、抗挫能力、心理创伤等,都可能引发抑郁症。

  团中央西南区域心理学专家、云南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特聘专家、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鲜和做心理咨询的孩子交谈时,常会察觉到有些孩子情绪低迷,萎靡不振。深入交流后,还会发现孩子有一些自残行为。

  说起这两年接待的个案,她很担忧,“有一天总共接待了5个用刀划手的孩子,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抑郁。”在王鲜看来,抑郁最重要的表现是没有活力,而不是不开心或不高兴,像一台电脑卡住了、死机了。

  这也印证了抑郁症典型的三低症状:情绪低落、思维迟缓、意志活动减退。

  

 

  “如果情绪低落等抑郁症状持续2周以上,并伴有不明原因的身体慢性疼痛或不适,就需要到医院看看了。”杨建中说。

  抑郁症的确诊有一套国际化标准 :

  轻度及以下抑郁症,可进行非物治疗,即加大运动量、调整作息、加强社交、寻求家庭支持、心理调适。2—4周后,如果自我调整无效,再考虑用药;

  中重度抑郁症,建议采用药物+心理治疗的方式;

  如果到了重度阶段,心理治疗基本无效,必须以药物控制为主,因为很多患者已经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执行功能减退等高级认知功能受损的表现。

  研究发现,抑郁症是一种高复发疾病。如果接受了不规范治疗或过早停药,复发率为50—80%。三至五次复发后,大多数患者需要长期甚至终身治疗。

  抑郁症并不可怕

  14岁的阿丙(化名)休学了,没有生病前,父母的交流方式是吵架、大吼、砸东西,甚至拳脚相向,当他被诊断出抑郁症并伴随手机上瘾后,父母的相处模式,以及与他的沟通方式都发生了变化。

  “现在爸爸妈妈之间、和我之间,都会好好说话,不过他们有时仍会高高在上。”目前,阿丙正在接受心理疏导,咨询师建议他去练拳,将对手机的注意力转移一部分到现实活动中。

  小强妈妈给儿子转了学,她现在已经接受了孩子患病的事实。除了按时吃药,孩子也在做心理辅导。听从专家的建议,小强妈妈适当增加了孩子的运动量,让他大声唱歌、朗读。

  有一天她带孩子去坐过车山,孩子玩了一次又一次。虽然很害怕,她但还是咬牙陪孩子一起。“以前,孩子说不想去上学,我会劈头盖脸一顿骂。现在孩子说不想去,我会说好的,不想去今天就不去了,明天我们又去。”小强妈妈说。

  肖婷在市中医院心理科做志愿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的初衷是自己走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后,想帮助别人,也想让自己的内心更强大。

  生病时,肖婷整天遛狗,“我和它说什么,它都乖乖听着,我流泪,它会过来蹭我的脸。”今年7月,肖婷被学校安排在会泽县肿瘤医院实习,“那么多人那么努力地要活下来,我为什么要放弃自己呢?”慢慢地,肖婷觉得自己从抑郁症的阴影里走出来了。

  康复后的肖婷,每周六都会在市中医院门诊里帮忙。从就诊的抑郁症患者身上,她常常能看到自己过去的影子,也更能感同身受,“我希望用自己的经历,帮助还在抑郁症泥淖里的孩子们,鼓励他们早点好起来。”

  

 

  昆明市政协委员毕晓芬在2019年2月16日递交《关于加强我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建议》,“把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养成作为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以及衡量人才的基本条件,贯穿教育的全过程。”

  她建议各级学校开设挫折教育课,有针对性地进行预防和干预,并组织专家编写挫折教育教材,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同时,毕晓芬和王鲜还组成一个公益宣讲团,走进昆明的校园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今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要求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该方案明确了六项重点任务,其中在“加大重点人群干预力度”中,青少年排在了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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