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垃圾分类之风刮进了单读编辑部。在编辑部所在工作园区的要求下，我们需要把每天制造的垃圾分为四类：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保洁阿姨来到我们工位前收垃圾时，好几次都指着垃圾桶教育我们哪些垃圾是厨余垃圾，不应该丢到工位旁的垃圾桶，应该被丢到卫生间门口的指定垃圾里。我们一边诚恳向保洁阿姨道歉，一边牢记阿姨的指教，但新的垃圾很快出现，大家又不清楚该怎么丢了。编辑部里开始流传起一个垃圾分类的窍门——猪能吃的就是厨余垃圾，猪不吃的就是其他垃圾。于是，“给猪留口吃的”成为了编辑部推行垃圾分类的新动力。

　　在“云养猪”之余，我们也回想起了此前单读编辑刘婧的一篇访谈。访谈对象是一位致力在河北某个小村庄实践环保(包括垃圾分类)的青年，他叫余凡。北大新闻系的教育背景，让余凡本可以有一份更体面、薪水更高的工作，但比起我们这些为垃圾分类而垃圾分类的人，他显然怀着更远大的理想。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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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8 年 5 月看到余凡的朋友圈之前，我已经半年没有联系过他。那是一条垃圾分类培训会的活动消息，地点在河北一个叫福山口的村子里。我怔怔地看着那条朋友圈，记忆回到上一次我们在国贸的一家云南菜餐馆见面。彼时，他正为一家报社的漫长入职流程所扰，我们共同的朋友婷婷入职了一家知名杂志，而我正准备离开一家出版社。在此之前，我已经尝试了各种形态的媒体，并最终在各处做了逃兵。在看似多样的可能性面前，陷入别无选择的困境。

　　5 月，毕业季的大幕已经拉开，我刚刚进入一家文化公司做实习编辑，并将之视为毕业后的落脚之地。那段日子，我在新工作、新住所和新的社交关系里挣扎，一切似乎都是崭新的，又都散发着陈腐的恶臭。这是我第一次面对生活本质的平庸，也是我第一次去面对自身的平庸。

　　朋友们纷纷在毕业前，找到了各自的出路。大家谈论工资和房价，谈论未来的孩子，谈论日渐衰老的父母，以及那些更加无解的、有关生命意义的问题。我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停止发问，将仅剩的余量不多的热情，投入到前面那些困难中去。或许最痛苦的就是现在，就是此刻——我们正处于两个世界的交接处，被一股力量强行剥离少年世界，投掷到硬邦邦的现实里去。

　　现在，我每天坐在书桌前，过上了一种最安稳的生活。这其中似乎有对自我的失望，但也包含着一个更普遍的困境——在全球青年文化萎靡不振的今天，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如何定义自我，如何寻找价值?我经常产生这样的自我质疑：我们是不是一代没有青春期的年轻人，过早地认同了这个世界，妥协于既定的生活?

　　看到余凡的消息时，我的心里起了一阵波澜。他一直走在最正确的轨道上：父母面前的乖儿子，北京大学的毕业生，知名报社的记者。他会把优秀的特稿分类建档，分析出色的写作手法，标注精彩的段落。他从来是我们之中最严谨 、最冷静的那一个。而现在，他辞掉了记者的工作，住到福山口村的村民家里，成天跟着垃圾车环村收垃圾。我想象不出他过着怎样迥异的生活，也解释不了他出人意料的选择。但他无疑打开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无论这种可能性能否持久存在，我都想从这一条打开的门缝中，窥见一些什么。

　　我拼命从记忆里，翻找着半年前那些预示他的“脱轨”的征兆。那天，他一贯冷静的语调里，罕见地流露兴奋和热情，将纪录片《塑料王国》推荐给我们。在一篇专访导演王久良的文章下，他评论道：翻了大半夜的演讲、访谈还有报道，最终被这篇文章里导演的回答说服……如果把《塑料王国》作为一个小专题，个人感觉浏览顺序：1. 26 分钟版本，也叫媒体版;2. 依次看《三联生活周刊》、VICE的报道;3. 82 分钟版本(需要用信用卡付款租借);4. 澎湃的这篇专访;5. NHK 网站上的导演自白。

　　▲《塑料王国》

　　一如既往的细致与严谨。那段时间，他在 Facebook 上密集地转发了几篇有关垃圾与环保的文章，据他后来说，这是那些日子里他见谁都聊的话题。我和婷婷肯定了这个选题的价值，但没有人想过，他会和垃圾产生除了选题之外的联系。

　　6 月底，借余凡来北京参加一个农村建设主题会议的机会，我们终于又在北京见面。他比上次见面时更加瘦削，高突的锁骨顶起 T 恤的圆领，整件衣服好像就那么空荡荡地勾挂在那里，干瘦的双腿藏在裤筒里看不出形。更显著的差别是，他的皮肤显露出长期日晒的黝黑，短袖下的皮肤和裸露在外的皮肤呈现鲜明的黑白色差。好在他乌黑的刘海，能勾勒出年轻的脸。

　　当时，余凡的工作已经陷入了瓶颈，推进的方案没有人拿得出来。他可能需要转战下一个村子。前景未卜。他告诉我，这次回北京，参加活动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需要见人，需要说话，“在村里时间久了会憋出毛病的”。说这话时，他的一双眼睛不动声色，平静、明亮、赧然。即使作为他的朋友，我也很难判断他的情绪。

　　他手机不离手，跟我说话的同时，还在线上进行着多线谈话。我们的对话经常突然停滞或被打断。他将自己的这种焦虑比喻成感冒，密集地与他人交流，是一种暂时缓解病症却永远无法治愈它的药物。他随身带着两本有关抑郁症的书，因为大学最好的朋友在出国前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他告诉我，看书是想看怎样能帮到她。我看着它们躺在那只摊开在地上的箱子里，心里一阵难受。

　　坦白说，我本想从他那里得到一点答案，却看到了更多的困惑。我们在两个世界的交接处，似乎处于一样的无措、迷惘。这一次，我准备同他一道回福山口，见见他的村中生活。我想要理解他的选择，更重要的是，我企图从这个同龄人身上，重新看到年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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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月前，余凡将自己在北京的全部家当打包好，一共四大包。离京之前，他找了个借口，跟喜欢的女孩见上了一面。那天她为他做了一顿饭，有什么他已经想不起来，只是吃饭时，她的长发偶尔拂过他的右臂，那感觉几乎还停留在那块皮肤上。对我说这话时，他无意识地用左手摸了一下右胳膊。

　　但余凡还是要走，他说不清为什么。是高二休学那年体会到的虚无感，高三读到的《南方周末》，高考选择了北京大学新闻系;是大二进入了这家报社，大四遇见了做垃圾回收的陈立雯，还是在那个“大清扫”的冬天走进了皮村……23 岁的余凡，没想到他这辈子的线头已经这么多。

　　除了老家宜昌和大学所在的北京，他几乎没待过其他地方，但已经在这个村里待了三个多月。在看不见星星的夜晚，群山遮挡住低垂的月亮，他一遍遍地理着这些线头，思索它们如何在河北这个叫福山口的村子里，结到了一起;而下一个结点，又会在哪里。

　　跟余凡回村的前一晚，我们在他位于北京 798 艺术区的临时落脚点见面。那里正在举办一场抗议某地水污染事件的艺术展，策展人是当年手推工业吸尘器，在北京地标性建筑物附近的大气中吸尘的艺术家，“坚果兄弟”。余凡在跟踪这个事件时，结识了对方。

　　在北京的酷暑里，余凡的寄身之所是一张宽一米二左右的床铺，局促地放置在布帘后的杂货间里。没有冷气，蚊虫飞舞，没有洗漱的地方。

　　看到他的床铺时，我心里有些不好受，但他似乎并不在意。他对物质条件长久以来保持着低要求。如今，余凡每月拿着 3700 元的实际收入，对父母报着一万元的工资，这其中的差距全靠他在大学里攒下的钱填补，按照他的话说，这是能让他一年不工作的钱。它们来自他的各种稿费、实习工资，以及节省的习惯。从北京回家，22 小时的车程，他经常买站票，相比于高铁票，一次能省 400 多块。这 400 元对于一个小康之家而言，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对他来说是有必要的节俭。

　　当拿到第一个月的 3700 元工资时，他感到惊喜万分、心满意足，“我的心理预期是 2000 块啊。”

　　回村那天，我们搭乘的是一列真正的绿皮火车，混有几节土灰色车厢，停靠在北京西站的 3 号站台，准备在晚上 5 点 45 分，开往一个叫百里峡的地方。票价七元五角。昏暗肮脏的车厢，好像刚刚倒出了一车煤炭。车顶悬置的风扇无用地运转，电灯忽明忽暗，乘客在座椅上东倒西歪，向走进的人投去毫无顾忌的好奇的目光。

　　余凡不记得这是他第几次坐这班列车，但记得第一次坐上车的兴奋。那时是3月，北京春寒料峭，但他记忆里的那一天，不冷不热，车厢空荡。他呼吸着久违的自由。现在回头看，余凡知道，那是新鲜感的致幻功效。

　　火车缓慢启动，窗外的风忽地撞得我们满面青草香，驱散了浓重的柴油气味，和车厢里的燠热。他打开手机，筷子兄弟《老男孩》的旋律流淌出来。

　　不知道是因为音乐，还是因为他的神情，我忽然有点动容。“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只剩下麻木的我，没有了当年的热血”，歌词里唱着一个青春已逝的故事，而我觉得此时此刻的余凡，还是一个真正的少年——在迷惘、徘徊和未知中饱受煎熬，又浸泡在一无所失的勇气和某种与庸俗麻木保持距离的纯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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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凡后来告诉我，寄宿 798 的那天晚上，真正困扰他的只有一件事情：他把自己的背包忘在了外面的屋子里，里面装着他最贵重的家什——一台 7000 元的笔记本电脑，而他无法确知它的安全。为了不让睡在外屋的朋友感受到他丝毫的不信任，他忧虑着，却始终没有走出去，将那个背包取回身边。

　　这是他那重乖巧、温顺的人格的一次展现，我时常能从他的身上，感受到这样一种非对抗性的气质：体谅他人，习惯于服从、讲理、讨好甚至自我委屈。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极其擅长“摆弄”这种气质。那时，他的所有乖巧都集中体现在做一个无与伦比的好学生上。“离高考还有一年，我就知道自己可以考北大了。”

　　说起到北京上大学之前的日子，余凡的言辞极简。离开家乡将近五年，在这些远在他乡的日子里，他经常想不起家乡话。对于那个他无法彻底剥离却可以长久逃离的世界，他至今还未找到与之共处的方式。

　　▲北京 798

　　余凡的父母至今不知道他辞职的事情。前一年的春节，他以一个报社记者的身份回家过年，竟安然扛过了所有的“拷问”。当然，也谈不上拷问，他温和的少言寡语让父母无计可施。

　　但是，他在药厂做电工的父亲，会时常上网检索儿子的名字，尽管他们私底下鲜少发生对话——这也是余凡要求我一定为他化名的原因。这背后是无言的爱还是无声的期待，余凡说不清。相比之下，母亲的线上问候倒显得频繁，在近期的一次交谈里，母亲再次问起了他的恋爱状况、工资情况，并告诫他努力工作，“结婚了不得有套房吗”。他拿出他一贯的乖巧，在语词间应对，周旋，诱导。最终企图“谆谆善诱”的母亲不得不偃旗息鼓。

　　在无数这样的对话里，他扮演着那个懂事、安稳的儿子，但他知道，好好学习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换得其他特权，如今，他需要这些最表面的温顺做交换，去换取不温顺的特权：他骨子里的反叛，和一种他无法讲明的“野心”。

　　这种反叛，曾在他高二那年爆发过一次。那一次，他选择了直接退学。“没有什么具体原因，就是考太多第一了”。说这话时，他语调的平静让这个句子充满了说服力。“当漂亮女生站在榜单前看我的名字时，我会有很短暂的、瞬间的成就感，考过三四次以后就觉得很虚无了，还挺快的”。

　　半年后，父母将他从家所在的宜都一中转入了竞争更激烈的宜昌一中，就像一场游戏升级，关卡的难度上升，他才有通关的动力。余凡现在对高三的记忆似乎只剩下自由、浪漫的片段：在学校看《南方周末》、柴静，周末放假看 TED、纪录片，打三国杀。不知道是回忆自带天然的滤镜，还是“天才”的学习生涯就是有常人难以想象的轻松。总之，最终的结果是，他顺利走上了一个中国学生通过高考能够抵达的最高峰。

　　但虚无感的病灶一直留了下来。到达峰顶的感觉如何?余凡说起他读过的一篇师弟的自述，这位师弟写到自己拿到江苏省高考状元的心态：“得志的滋味不过如此”。

　　“在北大，考上北大是一件最平凡的事情”。这种对北大、对同侪、对自身的平庸的察觉，开始于他在这里的第一堂课。当时，他望着教学楼外成府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脑子里思绪万千，“多少老师就跟现在讲台上的这个人一样，在大学里面讲着那套陈词滥调，PPT 十年没变过，而真正的时代就像外面的车流一样，匆匆过去，不会看他一眼，他也不去看这个时代一眼。他已经被这个时代抛弃了。”

　　坐在北大课堂的第一天，余凡思考的是一个人如何才能不被时代抛弃的问题。可能在那个时候，他就已酝酿着一次更大的反叛，而他之后称为“野心”的那个东西，也从那一天逐渐长大。

　　在解释这种野心时，余凡说到了好几个名字。陈楚汉是其中一个。陈是北大新闻系当年的风云人物。2017 年，他与另一位写作者杜修琪共同发表的文章《1986，生死漂流》涉嫌抄袭，圈内对此事的争议一度甚嚣尘上。当时，作为朋友的余凡给他发去消息：现在认真讨论的没几个，少和那些人一起冒虚火吧。

　　陈楚汉后来离开了北京，学了门修车的手艺，写了篇关于汽车维修的文章，还拿了那一年某非虚构写作的奖项。现在接一些给电竞战队写稿子的活儿。据他在那篇文章里说的，学修车有点从抽象到具象里去生活的意思，要找寻那能震荡灵魂的“砰”的一声。我知道这可能是人对于某种坚实的意义感的渴求，但不知道他现在是否找到了。

　　余凡还说到了师妹岳昕。在看到《一个北大既得利益者的自白》之后，余凡觉得师妹长大了，他珍惜她的真诚，但对于她的激进有些忧心，他的第一反应非常务实：这个举动是否会影响她的顺利毕业。余凡后来得知师妹的近况，大学毕业后，她拒绝了前往密苏里新闻学院深造的机会，进入了 NGOCN。“她是比我勇敢的人，看我们做的事就知道，我做的是环保和教育，她做的是劳工与女性。”

　　“陈楚汉、岳昕、我，我们都是有野心的人。这种野心跟世俗意义上的名利没什么关系，我们不在意那些外设的标准。‘我要见证这些’，‘我们顶点见’，我们是会说这种话的人。这就是我们的野心，我没有办法解释。”

　　向我解释“野心”，这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可能过分沉溺于边缘人和局外人的角色，对于光芒四射的人都有些本能的回避。但在我看来，除了野心，余凡有一种不太一样的气场，也许是知识对其认知能力的有益影响，也许是他本性里的平和在不断起着中和作用。他以温和内敛的方式，去做他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同时保持着对自我和价值本身的怀疑。这多少增加了我与他共情的可能。

　　闲聊中，我曾问余凡，“你说年轻人的未来是什么?”“年轻人的未来，就是气味相投的人找到彼此”，他这样对我说。

　　身处其中的余凡，已经无法辨明北大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然而他说及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他成为今日之人不可替代的外力，是他离开那个已经无法理解他的旧世界之后，最初的同行人。

　　大二那年，进入报社实习的余凡，再次产生一种找到同类的欣喜。他至今记得入职前主编的顾虑，“她觉得我作为一个北大毕业的学生，完全能有更好的去处，”余凡摇了摇头，“没有了。我当时就想干媒体，关注公共性、价值观合适又能做事儿的，我觉得这里就是最好的工作。”

　　▲1985 年 10 月 10 日，全国城市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在河南省洛阳市召开。图为时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及其他同志在会议期间一起商谈维护城市生态平衡，美化绿化城市环境的问题。图片来源：生态环境部

　　在不久前的一条朋友圈里，他发了一篇《南方周末》五年前的报道《四十年环保路，“天道曲如弓”：专访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曲格平》，他在文章下写道：高考前看的这篇文章印象一直很深。当时还把这首《关河道中》找出来，抄了好几遍。“往来千里路长在，聚散十年人不同。但见时光流似箭，岂知天道曲如弓。”高考那年我还不知道这份报纸新年发生的事情，更不知道同样的事情会以不同面貌在更多地方发生。

　　谁也无法确知，这篇发表于 2013 年 6 月 6 号的文章，和他高考后选择新闻专业并在如今转战环保事业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联。但他把这份记忆挖掘出来，把这种联系制造出来，并用清晰的声音讲给自己听。这就是人为自己的某种行为寻找凭据的方式，让那些稍显困难、不自然的选择，变得合情合理，甚至变成宿命。

　　但可以确知的是，这个世界已经不同于他高中看《南方周末》时了，只是他起初的预估还是有些偏差。“我知道这条破船已经要沉了，但是跳上来之前以为只是破了一个洞，水只是漫上来一点，跳上来之后发现，原来水已经漫到膝盖了”。